秋风乍起，似乎在一夜之间，校园里铺满了落叶，天气一天冷似一天。

林维桢穿上了杨婶新织的薄毛衣，外面套着件灰色夹克衫，一点也不冷。

经济系的课程安排得紧凑，每天上、下午共8节课，每节课50分钟，基本上都排满了课，即便偶尔有几节课空着，林维桢也会跑到别的系去蹭课。

或许为了弥补失去的那十年，老师们非常负责，恨不得在短短的一堂课内将自己的平生所学灌输给学生，甚至连课间休息时都不愿停下来。

讲台上的老教授们仿佛化身为周扒皮，手握皮鞭，一刻不停地鞭策着他们，让他们不敢有一丝一毫地懈怠。

虽然课程紧张，压力不小，但林维桢应付来游刃有余。

每天6点起床，去操场上跑个三五千米，按时吃早饭，准时进教室，中午抽一个小时午睡，下午放学跟谭沁一起吃晚饭，晚上要么在教室或者宿舍自习，要么校内校外到处去听讲座。

大学是一个社会理想的孕育场所，提供了一个承认精神自由合法性的场所。北大似乎没有明确的校训，但“北大精神”却广为流传。

而关于北大精神，历来众说纷纭。其中更不乏北大人自己的解读。比如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认为，20世纪20年代，中国整个知识分子精英都集中在北大，它所形成的“北大精神”，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；陈平原教授也表达过，“北大最值得骄傲的，并非那些看得见摸得着、可用数字或图像表达出来的图书仪器、校园风光、获奖项目，而是落实到行动上的北大精神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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